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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可以这样赚钱
| 作者：SOHO特区网
-上传日期：2003-10-16 |
自由撰稿人：可以这样赚钱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帮人。一支钢笔，一台电脑，是他们全部的武器，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南征北战，纵横捭阖，频频向记者和作家的专利问鼎。
由于他们，中国报刊清汤寡水的局面打破了，“穷文富武”的现实改变了。
可以说，一个自由撰稿人，就是一部当代生活的心灵史，时代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无不在他们的生存状态中得到昭示。
充满神秘色彩的自由撰稿人群落，是现代都市中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风景。
自由撰稿人，正在崛起的职业
2002年元旦前夕，“广州鸟儿”正式离开一家全国有名的期刊的编辑岗位，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生涯。那个元旦，他过得并不快乐，因为离开编辑岗位并非本愿，做自由撰稿人也不是蓄谋。 他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正在给数百个作者猛发新年约稿函，这时领导忽然找他谈话，说不再续签劳动合同，要他另谋高就。从领导办公室回到自己的电脑旁，他将他的作者名单全数删除，心里却在想，自己接下来的脚步将迈向哪里。他开始拼命写稿，试试不上班能否养活自己以及妻儿。事实证明他每月挣的钱不比上班时的少。“广州鸟儿”说：这世界，每天都在变化。不变的，只有自己的努力！
现在，全国像“广州鸟儿”这样靠写作为生的自由撰稿人越来越多。据《深圳周刊》一次职业声望调查显示，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及网络赋予每一个人平等的写作与发表的权利，一批网络时代的自由撰稿人正由此诞生，并正在成为SOHO的先行者。在一些文科大学生看来，自由撰稿职业不能使人一夜暴富，但至少还是一个相对的高收入阶层，写稿已经是一些大学生择业的首选项目。
自由撰稿人，在当今中国具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不隶属于固定工作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又以写作为职业和经济来源的人。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里，自由撰稿人都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在发达国家，作家、记者、学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是自由撰稿人。学者丁东认为，当代中国的自由撰稿人是在思想空前活跃，价值观走向多元化和传播空间不断扩大这种背景下公开走上舆论舞台的。据专家推算，目前全国有2000多种报纸，一年用稿量近1200亿字。报纸如果一年需用外稿700亿字，按千字50元标准计算，共需稿费35亿元，假如其中有1/10是自由撰稿人所写，那就是3.5亿元。按一个自由撰稿人一年平均3万元稿费的收入，可以养活10000多个自由撰稿人。如果再加上图书与刊物的用稿，大约可以养活两万个自由撰稿人。尽管我国目前有多少自由撰稿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但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巨大的发展空间。
除此以外，电脑和网络为自由撰稿人带来的便利是不言而喻的。自由撰稿人吕永朝最有感触。他有过为背景资料或相关文章而到图书馆、资料室大海捞针般地查找的经历，这种苦不堪言的查询在网上进行就变得轻松自如了。找到了资料也不需去复印或手抄，复制一下便可以了，还省去了打字输入的麻烦。 要采访某一位名人，只需给对方发一封电子邮件或是相约到聊天室里便能完成。 越来越多的报刊设立了网上投稿信箱，用鼠标一点，即完成了投稿。与传统邮寄投稿方式相比，网上投稿方便、简捷、快速、便宜，连纸张与信封都省下了。作为一个靠写字吃饭的自由撰稿人，必须保证文章无论是卖点还是写作水平都具有竞争力。好在守着互联网，就再也不愁没有东西可写了，任何一次点击都有可能触发灵感，想停也没法停下来。
除了在传统媒介发表文章外，随着手机短信的火爆，另一种专门创作短信的“写手”也悄然出现。戴鹏飞是内蒙古赤峰人，29岁，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1995年毕业后，他先后做过主持人、记者、导演、编剧、广告策划等。从2001年起，他开始上网传短信：“老鼠没有女朋友特别郁闷，经过努力终于有一只蝙蝠答应嫁给他，老鼠十分高兴。朋友笑他没眼光，老鼠说：你们懂什么，她好歹是个空姐。”到2002年底，由于在短信数量、短信收益和人气指数方面的不俗成绩，他被业内人士誉为“第一职业短信写手”。现在，戴鹏飞的短信卖价约为50元/条，仅短信一项收益每月都在5000元以上。
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和发展，有如一只报春的燕子。虽然他们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比较小，但用发展的眼光看，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我要叩开想叩的大门
说起伊夫，圈里的人无人不知。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伊夫在文艺圈初露锋芒的时候，某些报刊就谈论过所谓“伊夫现象”。伊夫以大胆、尖锐的批评著称，因为敢于频频独家揭露影视圈黑幕，确立了其最终的社会形象。在90年代初，伊夫准备以自由撰稿为生时，许多报刊正开始向市场化迈进。这就给了他一种信心：我要叩开我想要叩开的大门，只要我坚持去叩！伊夫最得意的是开创了影视圈报道批评的先河，这些作品最初都是发表在《南方周末》上。他说：“让我自豪的是，在我当时不足20平米的陋室里，仅有一台陈旧的286电脑及两台简陋的传真机。但瞬间，就能让我那些不安分的文章传遍全国。”
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伊夫觉得这个“自由”主要表现为心灵的自由、写作的自由。他把自己称为“独立撰稿人”，就是在强调自己写作意志的自由。
其实，在刚开始做自由撰稿人时，伊夫也徘徊、犹豫和寻觅过。总幻想再找一个国营单位，有个固定的铁饭碗。但如果是铁饭碗，势必不是他喜欢的工作；而他喜欢的铁饭碗工作，他却又没有资格(学历)取得。为了铁饭碗而继续回到浪费光阴的旧日，还是索性放弃铁饭碗只求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由的身份。在他出版的新书《独走江湖》中，伊夫多次把自己比喻成野生动物。他说：“我喜欢把自己比喻成野生动物，既然渴望自由奔跑，就要放弃人工饲养的一切待遇。想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里生存，仅有不断觅食的勤勉远远不够，还必须具有顽强的攻击、自卫能力。否则，就只能战战兢兢地处于动物世界的边缘，即便如此也难逃脱被无情吞噬的命运。”
如果说伊夫的选择带有某种悲壮色彩，那么吕永朝的选择则平和得多。吕永朝梦想把写文章当成自己的事业。一年前，他辞去了工作，做起了自由撰稿人。现在，没人要求他在出勤簿上打勾了，也不用找借口请病假了，可他确实仍24小时在工作。他在梦里打草稿，连生病都不敢休息，因为那赚的都是自己的钱，用的都是自己的时间。
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吕永朝当然明白自己能做什么，而且他也能很好地选择合适的媒体来发表他的作品，每晚的熬夜，并不会白费。他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并没有妄图左右读者的视听，而是他能说出自己的话，并且还会有人来读。
吕永朝说：当你选择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并付诸于实际行动时，遇到的困难往往会超过自己的设想和意料。可是如果遇到的都只是你可以预料的困难，那所有的事情岂不太容易了？关键在于我们对所做的事的认可。既然我主动选择了，就应该尽力去做。只要尽力了，是否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自由撰稿人则并不重要了。而当未来的某一天，我能够以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为真正的享受，并能保持一种游刃有余的状态，我就是拥有真正自由的精神贵族了。
对比伊夫、吕永朝，更多的自由撰稿人是被逼出来的。有一位年轻人这样讲述他的故事——
2000年我不幸下岗后，决定到广东沿海一带打工。初到广州火车站广场，望着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我突然有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惧感，这可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啊。我随着人流毫无目的地向前走，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几个流氓模样的青年跟上来问我去哪里，并开始动手搜摸我的衣服。“你们住手！”瘦弱的我不知哪来这股勇气，想挣脱他们拐进旁边的一家商场。“啪！”一个高个子给了我一个响亮的巴掌，然后扬长而去……那天我在火车站附近的几条路上瞎逛一通，期间看到一张声称免费为求职者介绍工作的职介所油印广告，几经辗转终于找到那家职介所时，看到要交若干元培训费的规定后，我才不得不失望地离开。 看来广州是难以呆下去了，第二天我就乘快巴去了东莞找工作。在东莞寻工的一个多星期里，我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求职的艰辛与无奈，还差点被“皮条客”打劫。 2000年3月下旬，我回到了广西柳州市当一名没有底薪的见习记者。三个月后，报社裁员，我被分流到某专刊部，虽然名义上还是记者，实际上就是广告业务员，工资与广告收入成正比。5个月里，我从该报社领到手的仅仅是200多元稿费和广告提成，净亏1000多元生活费。于是，万般无奈之下，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做一名靠稿费生活的自由撰稿人。现在，已在热热闹闹的都市里站稳脚跟的我常常想，如果当初不是自己不幸失业，如果不是自己失业后坚持外出打工，如果不是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不平……今天的我也许还是乡下一名为命运的不公而唉声叹气的失意青年，我的写作潜能也不会被挖掘出来，自由撰稿人对我而言仍将是一个遥远而虚幻的梦。
自由与无奈
有人诗意地这样描写自由撰稿人的生活：足不出户就可以挣钱养家糊口，书房就是自己工作的写字间，羡煞多少英雄人物!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子邮件的风靡，QQ进入千万部电脑，作者和媒体的联系更加的紧密和及时，自由撰稿人更是呼风唤雨。不用对领导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不用和同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不用起早贪黑拥挤公车忙前跑后苦心经营，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再不会和闹钟斗气又无可奈何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活多么惬意，多么舒心，大把的时间可以肆意挥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约束……
这样的描写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在诗意中偏离了真实。
那么自由撰稿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蒋振东，邯郸人。他是自由撰稿人、摄影师、图书出版策划人。他在接受北京某报记者张正为采访时，轻松地归纳出现在自由撰稿人的普遍生存状态。他认为现在自由撰稿人生活比以前好了，报纸杂志太多了，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平台，另外科技的发展使电脑普及，工作起来方便快捷许多。至于收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是都会有一个平均收入，而且基本保持不变。要是这个月是2000元或者是3000元，到了下个月也会差不多。如果是从记者、编辑转做自由撰稿人的，收入会比以前多，至少也会持平。
自由的代价是不安全感。目前很多自由撰稿人都感觉到了这种生活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大部分自由撰稿人依靠自己的实力和作品开始重新接受“招安”，比如有的当起了畅销书作家，有的做了报刊的从业人员，如记者编辑什么的。
一般来说，自由撰稿人上午10点以后起床，起来后收拾收拾，然后吃中午饭，下午见见朋友或是聊天，有空就再看看报纸、杂志或是上网，然后吃饭。这段时间是寻找信息的时候，是在为创作做准备，或者说是在找灵感。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就是自由撰稿人开始工作的时候。工作结束的时间要视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是凌晨三四点。
自由撰稿人的撰稿内容大致分为生活类、纪实类、情感类三种。一部分人喜欢按照自己的兴趣创作，其它的不会考虑，然后寻找适合的媒体发表；而有些人完全为了钱写东西。当然，现在仍然有很多撰稿人为了使文章能吸引人，大量地编造离奇情节甚至不惜自毁形象。
现在和过去相比，很多人都很尊重自由撰稿人，表示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不像过去。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很尊重自由撰稿人，当然，也仍有很多人不了解自由撰稿人，觉得自由撰稿人就是失业者，地位不被认可。比如有些自由撰稿人找女朋友，因为无固定职业，往往会遭到女友家长的反对。
蒋振东认为，随着职业撰稿人队伍的不断壮大，撰稿人之间的竞争会加大，媒体也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当然对于读者更是件好事，能够看到更好的作品。有些媒体的记者数量不多，除了实效性很强的新闻需由记者亲自采写以外，更多的版面还是自由撰稿人的天下。
做个真正的自由撰稿人，其实是很艰辛的。不但要撰稿，还要自由。既要自由表达，又要为生计考虑，不少自由撰稿人都对这种隐忍与无奈有一种切肤之感。
吴苏媚，笔名“菊开那夜”，苏州人，做自由撰稿人也就近一两年的事情。吴苏媚在老家，收入可以算个白领，但现在仅仅靠自由撰稿的生活只能算稳定。她没有具体统计过每个月写多少字，不过她确实属于写得比较少的。因为她每个月写作的篇数很难保证，所以收入情况也会随着写作状态高飞低走，起伏不定。“我自己都没有把握。做这行，喝的都是自己的脑髓。”她如是说。
吴苏媚最近为报纸和杂志专栏写的东西比较多。有时候她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写，有时候也写约稿。众多杂志中，吴苏媚给《花溪》写得最多，她觉得自己的行文风格和《花溪》的风格是最吻合的。吴苏媚写东西的时候并不需要找灵感，想写的时候自然能够行云流水。“昼夜颠倒，过的是夜生活。”和其他自由撰稿人相比，吴苏媚的工作量并不算大。大多数时间都泡在网上玩，比如下下棋什么的。实在累了，她就会出去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
谈到做自由撰稿人的不安定因素，吴苏媚也有些无奈，“自由职业贷款买房，银行还信不过你。每次别人问我的职业，我都说失业，省得跟他们解释自由撰稿人是干吗的。不安定因素还包括没有组织，没有养老金。吴苏媚也想过这个社会的现实，但自己能养活自己，生活得还不错，就是立足之本。至于别人怎么看你，有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实上，很多人都很想从事自由职业，朝九晚五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我没有坚信过什么，并且，我要的幸福比现在的状况要好许多，现在只是不痛苦。”
吴苏媚去年出版了《隐忍的生活》，她今年希望再出版一本或两本新书。吴苏媚不算幸福，但还算幸运。因为她可以自由表达。但对更多的自由撰稿人而言，首先要面对的是“生存”问题，生存不能维系，人身的自由尚且不能实现，谈何精神的自由？
活着并不轻松
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中间一度流行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要自由，去做一名自由撰稿人吧；如果你想过上狼狈不堪的生活，也去做一名自由撰稿人吧。当然，类似伊夫那样功成名就的自由撰稿人也有不少，但更多的自由撰稿人并不那么幸运。
他们租住的房屋月租一般都在二三百元左右，这在北京已是惊人的便宜了，但稿费青黄不接而交不上房租的事还时常发生，好在他们的生存能力比沙漠里的植物还要强，几箱方便面加点青菜就足够对付一个月的了。
住在龙王堂村的小A来自河南某地，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小说作者。他因受媒体报道影响，十分向往北京自由撰稿人的生活，背了几本稿纸兴冲冲地就来到了北京。但事情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浪漫，地域的变迁并没有提高他的写作水平，缺乏与文友们的交流使他原有的灵感也将枯竭，无奈之下只好拼凑一些社会纪实类的报道四处散发，维持生活。4年过去了，小A的日子还是一成不变，白天埋头写作，傍晚出去买一份晚报，回来便研究里面的社会新闻版，然后挖空心思编故事。
老C是山东的一位作家，来北京前还是当地作协的负责人。他是在参加一次北京的笔会之后突然决定留下来的，随后又把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儿子接了过去。在家大手大脚花钱惯了的老C 3个月之后开始捉襟见肘。忽有一日儿子发高烧，一摸口袋只剩下15元钱，而打一针退烧针就要35元。面对医生的不屑，老C几乎就要找个地缝钻进去。晚上，看着被39度高烧烧得昏昏沉沉的儿子，老C和老婆相拥而泣，好在第二天老C 拿到了第一笔300多元的稿费，急忙打车到医院，才救了儿子一命。
小M 是个漂亮的江浙姑娘，在北京某校毕业后不愿回家，就留在北京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平日小M出入京城各大报刊，和众多编辑们混得哥们似的，再加上文笔也不错，收入是很可观的。但不知为什么，小M 和那些办公室的高级白领小姐们较上了真，追逐潮流、引领时尚，那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后来小M 被京城某大款包了。知道此事的众撰稿人们无一不捶胸顿足、痛心疾首，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枪手”是北京社会生活中的另类，也是一个极活跃的群体。他们与自由撰稿人略有不同，是受雇于某人或某单位写稿，只领报酬不署名。老秦以前曾在吉林省一个小县城的机关宣传部工作，因与上司不和，后辞职成了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每当提起当初，老秦总是神气地说：“我是我们那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老秦辞职后，干过推销，开过商店，搞过养殖，但都一事无成。这时，一位朋友把他介绍给省城报界的一个老总，说：“帮帮忙，我的这位朋友丢了饭碗，你给口饭吃，干什么都行。”老总碍于朋友面子，只好为难地答应了。开始只让他干一些收发、分报之类的活。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没劲，便央求老总让他到外面采访，结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他写的稿不但老总喜欢，读者爱读，而且还有许多上了中央级报刊。老秦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特长，他认定自己天生就是当记者的料。这种自信使得他义无反顾地到北京闯荡来了。
到北京后，老秦先后应聘于几家大报任记者，终于实在受不了别人的约束，便干脆从报社搬到圆明园住，当起了为别人编书写书的“枪手”。按理说，自由状态是最难得的，无拘无束，不用朝九晚五地坐办公室，不用经受上下班交通堵塞之苦，不用风雨兼程地赶路，在家里对着电脑，随便白天黑夜什么时候想写了就敲上几下，应该是件挺惬意的事。可实际上，自由撰稿人也有不少酸楚。
“唉，每个人的心里流血，只有自己才知道。我每一次与那些名人签约，就像在签卖身契。特别在文章出来后，却署着别人的名字，那种感觉就像自己生了个孩子却不能去认领一般的痛苦，一种钻心的痛苦……”也许，想写什么就能写出什么并不足以体现精神自由，相反，不想写什么就可以不写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神自由。自由的写作才可能是诚实的写作，诚实的写作才可能是良心的写作。心灵的自由，才是写作最大的乐趣和价值所在。
关于自由撰稿人的故事还有许多，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有可能写成一部长篇。当然，也并不能由此就说，他们的生活就是灰暗的。从事着心仪的职业，灵魂的空虚与孤独成为他们创作上永远取之不竭的源泉。曾有人说过，苦难是创作的最大动力。这或许就是自由撰稿人乐于顶着重压的原因。在他们眼里，有自由就够了，能够写下去就足够了，虽然目前他们所写的并不一定是经典。
自由撰稿人，让人喜欢让人忧
在经济化的时代，自由撰稿人的出现是必然的，不过，自由撰稿人的队伍也非常的庞杂。他们中既有纯粹为了金钱写作的人，也有暂时落草的严肃作家，一旦换了几个闲钱，他们仍会专注于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作为著名的自由撰稿人，湖南的何顿曾这样表达自己的选择：“我是一个好作品主义者，绝不愿意生产读者读了就迅速忘记或者根本就读不下去的‘文字垃圾’。我写每一部小说都是抱着极认真的态度去写，这是因为我确实特别喜欢文学，而且我深深觉得文学是我目前的一切。我要是对文学不认真，我就是彻底背叛自己了。我纯粹是要吃饭才写作，而且不但自己要吃饭，还要靠写作养一个今年要读一年级的女儿，附带还要养老婆，因为老婆工资很低。所以我很勤奋，必须每天写才会有饭吃。我没有工资可拿，我的每一分钱都是面对电脑干出来的，哪里稿费高，我就往哪里跑。” 金钱的压力并没有使何顿放弃精神和艺术的追求，但金钱的压力会使许多自由撰稿人为了赚钱，于不知不觉中放弃精神王国的跋涉。
虽然自由撰稿人的大量存在给传媒和读者带来了不少问题，但他们毕竟使我们的报刊好看起来。比起国外文稿市场来，中国尚存在不小差距，但是比之“百无一用是书生”、“著书难为稻粱谋”的80年代，卖文为生、写稿致富已不是神话，而是成为了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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